　　“夫禮，始于冠，本于婚，重于喪祭，和于鄉(xiāng)射，此禮之大體也?！?/p>

　　《禮記》的這句話，點出“禮”的“時間感”——在人生的重要節(jié)點上，都需要相應的“禮”。比如成人時的冠禮、婚禮，以及喪禮。

　　“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。”禮，說通俗點，就是身份和行為規(guī)范，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社會綱紀和制度。

　　說白了，身份不同，“禮”也不同。尤其是在對待逝者的“禮”上，就更顯出政治的講究。

　　今天，我們就說說“喪禮”。

　　誰的葬禮能讓常委全體出席？

　　6月22日，原全國政協(xié)副主席、原九三學社領(lǐng)導人王文元遺體在京火化。習近平與5位常委到八寶山送別——李克強總理因為出訪，而不能參加這一場本該七常委悉數(shù)出席的儀式。

　　在提倡火葬的背景下，遺體告別儀式已經(jīng)具備傳統(tǒng)喪禮的作用。而能讓常委全部出席遺體告別儀式，則可以算作是莫大的政治榮耀。

　　查閱公開報道可知，十八大以后，能讓常委全部出席遺體告別儀式的逝者并不算太多。他們的共同特征是——基本都是“副國級”以上。

　　2013年，七常委至少4次全體出席逝者的遺體告別儀式。他們分別是鄭天翔、劉復之、倪志福、楊白冰。這些老一輩革命家的名字可能并不為人所熟知，但如果察看他們的生平簡介，崢嶸的往昔歲月就在文字的背后。

　　在訃告的通稿里，他們的稱謂大多由“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優(yōu)秀黨員”、“久經(jīng)考驗的忠誠的共產(chǎn)主義戰(zhàn)士”、“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家”、“XX戰(zhàn)線的杰出領(lǐng)導人”等組成。

　　鄭、劉二位，是曾經(jīng)的最高檢與最高法首腦，都曾是“中顧委”委員。這個從1982年至1992年十年之間存在的高級機構(gòu)，“中央委員會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”，其成員都是具有40年以上黨齡、“對黨有過較大貢獻、有較豐富的領(lǐng)導工作經(jīng)驗、在黨內(nèi)外有較高聲望”的“老領(lǐng)導”。

　　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的倪志福，也是不折不扣的副國級“黨和國家領(lǐng)導人”。

　　而擔任過中央軍委秘書長、解放軍總政主任的楊白冰，其喪禮上不僅本屆常委班子全部到場，前一屆常委班子的主要成員也基本都出席了，足見政治之禮遇。

　　要知道，上一次，差不多兩屆甚至更多的常委班子出席的喪禮，逝者是“正國級”的華國鋒。

　　其他致哀方式：送花圈、致唁電

　　當然，如果要常委全部出席，前提條件就是儀式的舉辦要在八寶山革命公墓。如果是在“外地”，以及身份更加多元化的逝者，常委們致哀的方式也更多。常見的，就是送花圈和發(fā)唁電。

　　對于科學界和文藝界的知名人士，常委們多以送花圈的方式致哀。

　　比如著名的人民藝術(shù)家，粵劇名伶紅線女，曾經(jīng)擔任過數(shù)屆全國人大代表、政協(xié)委員，常委就曾集體為其送上花圈。而作為科學界的杰出代表，兩彈元勛劉西堯、國家最高科學技術(shù)獎獲得者吳征鎰院士逝世后，七常委和前常委也都送上花圈。

　　送花圈的還有一種情形——送給與革命有深厚淵源的逝者。

　　比如去年5月，陜西省人民政府原視察室視察專員左文輝同志逝世，習近平、劉云山致電并送花圈，胡錦濤、朱镕基也有同樣動作。由于左文輝曾是習仲勛的親密戰(zhàn)友，習仲勛同志夫人齊心也委托專人到家中吊唁并送花圈。

　　類似的情形，也發(fā)生在朱敏身上——這位曾經(jīng)的北師大俄語系教授，曾經(jīng)被關(guān)押進納粹集中營的少女，是開國元勛朱德元帥唯一的女兒。她逝世時，時任的九常委全部敬獻花圈。

　　常委致唁電的范圍就更廣。

　　著名的計算機科學家、南京大學教授孫鐘秀逝世時，習近平、胡錦濤、李克強、張德江、劉云山、溫家寶、吳官正等，都是通過“打電話”的方式表示哀悼和慰問；中共上海市委原書記、上海市原副市長韓哲一逝世時，官方的措辭則是常委和前常委們“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”。

　　而最近一次常委發(fā)唁電致哀，逝者是“慈善大王”邵逸夫先生。發(fā)出唁電的有習近平、張德江、朱镕基、溫家寶、李嵐清、李長春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