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整個中小學培訓市場中，培訓機構也許是最尷尬的角色。在一片喊打聲中，這些小升初“拼爹”現(xiàn)象最直接的始作俑者，被推上了風口浪尖。
“我們學校今年的日子恐怕不大好過?！?0歲的劉建軍（化名）憂心忡忡地說。原本是特級教師的他，在幾年前小升初培訓剛開始紅火時，辭去教職來到目前這家培訓機構，希望能在公司上市時分一杯羹。但幾年下來，公司的發(fā)展沒想到卻越來越舉步維艱，現(xiàn)在連至關重要的“推優(yōu)”名額，都岌岌可危。
應該說，在此之前，劉所在的公司與北京某著名中學的合作還算是愉快的。學校以師資和品牌入股公司成為董事會的大股東，而公司則靠學校的品牌和名牌教師的口碑，以及擁有“推優(yōu)”名額的暗示，在外地的電視臺和報紙大做廣告，辦分校，招學生。
這個模式的缺點是，推優(yōu)名額總是有限的，不可能隨著招生越來越多而無限制增長；但優(yōu)點也顯而易見：簡單，來錢快。盡管公司的發(fā)展受到了一些限制，但真金白銀卻是實打實的，公司甚至還用預收的培訓費，在過去幾年北京蒸蒸日上的房地產(chǎn)市場上，狠狠賺了一筆。
事實上，這樣的“資本運作”在北京很多現(xiàn)金充裕的小升初培訓機構中并不鮮見。例如，在紐交所上市的學而思，去年花3.9億在北京買了一處7500平米的寫字樓；而今年2月又傳出消息說，同在紐交所上市的新東方斥資10億買下北京中關村25000平米的“歐美匯”。
既然是生意，便沒有永遠的朋友。幾天前媒體曝光的一個“天價小升初培訓”名單里，劉建軍所在的機構也被點了名，在公司緊急召開的董事會上，校方提出三點要求：一是要保證現(xiàn)金流，以防再給學校抹黑；二是外地招生不能再打學校的旗號；三是推優(yōu)名額要減少。
這并不是媒體第一次曝光培訓機構與學校間的曖昧關系。過去幾年里，每到五六月小升初培訓班招新的考試季節(jié)，都有媒體指名道姓點出具體的機構和學校，害得很多培訓機構發(fā)放考試通知，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一種被外界稱為“密電”的方式。
現(xiàn)在的劉建軍有些無所適從。公司管理層已經(jīng)獲知，招生的“冠名權”和被分流的推優(yōu)名額，已經(jīng)到了學校的另一位“老關系”手里，后者正在加緊招兵買馬?？梢灶A想的是，學校與“老關系”合辦的新公司成立之時，就是劉所在公司“失寵”之日。
最尷尬的角色
在整個中小學培訓市場中，培訓機構也許是最尷尬的角色。
一方面， 小升初的“天價培訓”確實存在。據(jù)德勤報告預測，2012年中國教育市場將達到9600億元人民幣，而根據(jù)IDC報告，2011年至2014年中國輔導市場規(guī)模有望達到240億美元至330億美元，2011年至2013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1%。
這其中，相當一部分來自于“小升初”等被稱為“K12”的中小學課外輔導。21世紀教育研究院日前就全國“小升初”學生的狀況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，“小升初”擇校熱在全國仍較為普遍。在被調查者中，51%的小孩為“小升初”參加奧數(shù)培優(yōu)累計超三年，57%的小孩參加“小升初”占坑班超兩個。這絕對耗資不菲。德勤一位管理人士此前曾估算，北京約有八成學生接受中小學課外輔導，這需要花掉一個年收入10萬的家庭每年1/3的收入。
但另一方面，在全國數(shù)萬家中小學同步輔導培訓機構中，卻只培育出了寥寥4家上市企業(yè)。由于高企不下的運營和營銷費用，它們中的相當一部分甚至是虧損的，這導致該行業(yè)的整合程度極低—新東方、學而思、學大、安博，以及還未上市的巨人，該項業(yè)務營收加在一起，還不到整個市場的2%。這一點上，它們甚至不如標準化程度極低的中餐連鎖。
而無法在國內上市的政策現(xiàn)狀，也導致如此高速發(fā)展的行業(yè)，資本運作卻并不夠活躍。到目前為止，除了投資巨人的啟明創(chuàng)投和SIG，投資學大教育的鼎暉創(chuàng)投，投資新東方和學而思的老虎基金，這一領域活躍的資金寥寥可數(shù)，而投資環(huán)球雅思的軟銀賽富，早已通過出售殼資源脫身而去。
與此同時，這又是一個極其不規(guī)范的行業(yè)。在5月初新東方主辦的“第二屆中國民辦培訓教育行業(yè)發(fā)展高峰論壇”上，新東方創(chuàng)始人俞敏洪坦承，公立體系與培訓機構的私下交易“特別恐怖”，即便是作為上市公司的新東方，也不排除有人“（通過腐敗和潛規(guī)則）在做”。
“一些校長的口味越來越重，要錢越來越多。原來學校校長和班主任聯(lián)合起來輸送學生，說：你給我多少錢，這個學生業(yè)余培訓都交給你做了。校長要3萬，過了兩個月，要5萬，你不給我就讓別的培訓機構來做。這個培訓機構一算，發(fā)現(xiàn)大頭全到公立學校個人腰包里了，培訓機構拿小頭，不但賺不到錢，而且還解不了套。”俞敏洪說。
治與亂的循環(huán)
至少從坊間的小道消息來看，劉建軍的前途并不容樂觀。消息說，下一步北京市可能全市取消推優(yōu)制度，同時取消各初中學校的自主招生權力，是否代之以更嚴格的全面“電腦派位”，則不得而知。
俞敏洪也在公開場合暗示了這一點，他說，未來政府“一定會出手打掉一批”中小學課外培訓機構。俞甚至猜測了這項行動的一些細節(jié)：“（政府）只要出臺一個政策就可以了，他定幾個規(guī)矩，讓你交一個500萬到1000萬的抵押金，交完了以后只要發(fā)現(xiàn)你跟公立學校聯(lián)合競爭、占坑，這個押金沒收；只要發(fā)現(xiàn)你有賄賂，就押金沒收。有多少機構能夠交得起這個押金？交得起你還敢做跟公立學校合作的事情嗎？不敢，那就關門吧?！?/p>
這已經(jīng)不是民間培訓機構第一次“挨打”。1985年頒布的《義務教育法》，規(guī)定了教育的非營利性質，曾禁止民間創(chuàng)辦培訓機構，于是有了當年俞敏洪“提著漿糊刷小廣告躲城管”的段子。此外，2003年出臺的《民辦教育促進法》，正式部分承認了民辦教育的營利性質，但由于法規(guī)中關于營利與非營利之間的界定不清，導致工商部門不歡迎學校注冊，在上海等地，甚至從2009年起即不再批準教育培訓類企業(yè)的注冊申請。
盡管有專家指出，修訂《民辦教育促進法》才是治本的關鍵，但令人失望的是，這項法規(guī)的修訂遠未進入程序。有分析人士認為，即便現(xiàn)在就進入修訂程序，真正實施也將在5年之后。
眼下，至少在北京，針對“條子生”、“共建生”和“特長生”的清理已經(jīng)開始。根據(jù)北京市委常委會近日發(fā)布的《關于治理義務教育階段亂收費問題的意見》，“捐資助學”將嚴禁收取與入學掛鉤的捐資助學款。此外，《意見》還明確禁止學校采取或者變相采取考試、測試、面試等形式選拔學生，將各種競賽成績、獎勵、證書作為入學依據(jù)等行為；禁止公辦學校單獨或和社會培訓機構聯(lián)合或委托舉辦以選拔生源為目的的各類培訓班。
事實上，即便不打，小升初“拼爹”的模式似乎也已經(jīng)難以為繼。隨著市場的飽和，已經(jīng)融資和上市的大型培訓機構發(fā)現(xiàn)，由于不同城市間資源分配的壟斷性，想要在其他城市實現(xiàn)快速復制和擴張，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。前幾年北京培訓機構進軍上海市場的鎩羽而歸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這一點在市場增速這一指標上表現(xiàn)得尤為明顯。美國投行Jefferies今年2月發(fā)布的一項中國教育行業(yè)研究報告顯示，盡管中小學同步輔導市場仍處于高速發(fā)展中，但增速卻在放緩，以前述4家海外上市培訓公司為例，2009年最高者取得了216%的增速，最低的也有42%，但2010年增速變?yōu)?0%到78%之間，而2011年的增速只有17%到32%。Jefferies預計，這一速度將在2012年進一步放慢。
不僅如此，有跡象顯示，在一線城市，新一代家長已經(jīng)對追逐小升初“贏在起跑線上”產(chǎn)生厭倦和反感。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數(shù)字是，高考人數(shù)連續(xù)三年下降百萬生源的同時，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(shù)連續(xù)三年保持24%以上的增速，在2011年達到了歷史最高的33.97萬人。
現(xiàn)在，劉建軍正在猶豫，自己以及孩子到底要不要擺脫這樣“打與放”之間的無盡循環(huán)。但時間不等人，就在記者發(fā)稿前一天，他走進離家三站地遠的一家“占坑班”，給自己正念小學4年級的兒子，交上了一年的學費。
至于自己，接下來該怎么辦？再跳一次槽嗎？劉建軍說：“我不知道?！?（記者_王宏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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